“无讼”理念的内涵

　　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讼，争也。”“自有生民以来，莫不有讼。讼者，事势之所必趋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”。有利益就会有利益冲突、纠纷，而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便是诉讼。但与西方社会明显不同的是，中国人并不把诉讼当作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。传统中国人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《礼记·礼运》中所描绘的美好世界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……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”在这样的社会，人们各守本分、和睦相处，不为私利而争斗，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良好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实惠和福利，这种和谐、安定、平静、有序的社会状态一直是中国人所崇尚和追求的。“无讼”作为和谐的表象和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，自然也为人们所想望。

　　孔子云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。”儒家倡导厌讼、耻讼观点，其追求的是息诉、无讼的理想状态，希望通过“德化”、“礼教”、“为政以德”、“明德慎罚”等来实现“无讼”的理想境界。

　　“无讼”不仅为儒家所倡导，也为法家、道家等诸家所追求。法家商鞅认为：“禁奸止过，莫若重刑期，刑重而必得，则民不敢试，故国无刑民。”法家重法的目的是“以刑去刑”，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达到“无讼”境界。老子说：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。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。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”“争”是万恶之源，因此无论是争权还是争财，都为世人所不齿。为了实现他们构想的和谐，主张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其关键“使民不争”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儒家的“无讼”强调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，即使有纠纷，也应通过互相忍让、中间调停或双方协商解决，而不是诉诸官府，动用公力救济。法家侧重于法律功能的阐述，其“以刑去刑”的主张，实际上是想通过严明的法律，使百姓遵循，从而达到和谐的社会环境。道家则推崇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和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，使“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因此，儒、法、道等对“无讼”的追求是一致的，只是实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和过程不同而已。但因儒家思想不像法家那样激进，也不像道家那样消极，取中庸之道，因之更易于人们接受。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以来，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，以其成体系的思想推动着无讼观念的发展。

　　“无讼”理念的实施路径——调解

　　为了实现“无讼”，古代司法者除了用道德教化以绝讼意外便是以调解消讼意。调解消讼意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，至明清两代，这一制度在发展中日趋完善。

　　传统文化的调解可归纳为以下四种形式：一是民间自行调解。又称邻里调解。它在程序方面比较灵活，既无固定程序，也无差役的勒索，方法简单灵活，因而为民间所欢迎，至宋代已经普遍化了。但唯一不完善的地方就是民间自行调解没有法律约束力，如果调解方案不能很好的符合双方的意愿，很可能使调解方案无法实施。二是宗族调解。宗族调解一般是发生在纠纷发生之后，官府处理之前，同样也是通过“无讼”思想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化，如果情节严重的，还对其进行处罚，也就是说更具有威慑力、强制力。三是乡治调解。乡治调解可以发生在纠纷诉至官府之前，也可以发生在诉至官府之后。在诉至官府之前和民间自行调解、宗族调解的性质一样，没有约束力，但如果诉至官府之后，就具有约束力，因此总体上来说是具有半官方性质的。另外就是官府调解。在封建时代，考察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讼清狱结，诉讼多往往被视为官吏德化不足、为政不善的表现。这就使得州县官员力求息讼于公堂之前，在实践中不经调处直接判决的案件是很少的，只有调处不成，才令公堂对簿，剖明曲直。由此可见，官府调解是具有官府审判的效力的。官府调解是现代调解制度的渊源，类似于仲裁和庭前调解制度，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，简易、快速地解决纠纷。官府调将“无讼”理念贯彻到司法层面，促进了社会的有序及稳定。

　　“无讼”理念与调解的积极影响

　　传统无讼理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。无讼理念支配下的调解虽然有其一定的负面影响，但对当今法制建设也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。

　　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。“无讼”理念提倡谦和、无争、互让互爱、道德教化，包含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和谐价值。首先，和谐是“无讼”理念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，也是调解最终的追求目标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，在社会关系中协调与和睦是第一位的。民众往往以争讼为道德败坏的标志，以无讼为教化有道的标志，“无讼”的社会是“天堂”。像罗兹曼所说：“在许多坚持社会理想的人们心目中，对证公堂是鄙下的，为君子所不齿。”其次，古代中国人以讼为凶，以和为贵。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乡土社会为主的熟人社会。民众消极的诉讼观念使人们不愿用国家公权力来解决各种纠纷。在熟人社会中，民众处于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，而法律所能处理的法律关系只是其中的某一方面或一小部分。司法部门所调整的仅仅是纳入法律范畴的那方面关系，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则往往被排除在外。司法者的最终判决只能解决显现的矛盾和局部矛盾，不会一并解决内在矛盾和整体矛盾，如此就会破坏原来有序的熟人社会关系；再次，“无讼”思想通过抑“讼”达到对“狱”的重视，并采用调解这一简捷、实用的方式，有效利用司法资源，将司法资源集中运用于重大刑事犯罪的处理，这也是古代统治者所追求的“和谐”，以稳定社会秩序。

　　有利于中国特色调解制度的建立。古代“无讼”理念是中国调解制度产生的历史渊源，而调解则是实现息讼、无讼的重要手段之一。“无讼”理念形成于以义务为本位的礼治社会，在这种社会中，法律处于次要的辅助地位。受“无讼”理念影响而形成的调解制度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，并且它能有效避免诉讼所带来的各种弊端，减少民众讼累、降低司法成本、节约诉讼资源及防止激化矛盾。可以说，由无讼而发展起来的调解息讼，把公权力与社会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是自然经济条件下解决民事纠纷较好的方法。

　　诚然，无讼理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。作为有效避免冲突升级的非对抗性机制，调解当然地成为诉讼的最佳替代物。然而，无讼有很多不利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消极影响，诸如：公民的权利意识淡薄。尽管无讼的传统意识有其缺陷，我们仍不能对它全盘否定。我们应从中获得经验和启发以构建当今的和谐社会。（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人民法院 赵金慨）